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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是考古学不成熟的童年吗

[导读]:上溯历史,北宋便有一位名叫吕大临的名士撰写过著作《考古图》。但请不要误以为吕大临曾拿着手铲、下到田野发掘,《考古图》中辑录的是当时官府和民间收藏的211件铜器与13件玉...

  上溯历史,北宋便有一位名叫吕大临的名士撰写过著作《考古图》。但请不要误以为吕大临曾拿着手铲、下到田野发掘,《考古图》中辑录的是当时官府和民间收藏的211件铜器与13件玉器。在北宋士人的观念里,对铜器与石刻之类的研究,是谓“金石之学”。

  现在看来,近一千年前的吕大临对古物的研究成果,虽难免错漏,仍意义不菲。在《考古图》中,他能把铜器按时代与器型分类,记录尺寸、重量、出土地点与收藏人等信息,并绘制图样、摹写铭文。

  只是和如今的考古学比起来,金石之学少了一大块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换言之,那些能从古物所处遗址中读出的信息,如年代、用途、性质,金石之学就力有不逮了。因此,金石学家格外青睐古物之上的字句,而这与主要从“土”里解读历史的考古学家的行事就不尽相同。但正如“考古”这个名号传承至今所暗示的,上个世纪,考古学从西方舶来之后,金石之学是不是“中国的考古学之源”,就成为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民国时期,曾有一个以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容庚为核心的研究团体“考古学社”,治学便倾向于传统金石之学的路数,似乎表明这门“旧学”经“新学”改造后仍具有生命力。1949年以后,金石学彻底在考古学面前“败下阵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86年版)“金石学”词条说得明白,“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 仍有一些学者对非科学发掘所得的铭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但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只算得上拥有前现代的“经验学科”,算学、中医、国画,与相应的现代学科——数学、医学、美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不够“科学”的金石之学,被考古学等“科学”吞并,以至金石学家日益人丁寥落,是时代的“进化”。

  说回吕大临,作为著名理学家程颐高足的他,“不留连科举”,在他眼中,古物非同小可,“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金石中浓缩的,是理学家心中中国历史上那最伟大的圣人时代,这种复古思潮,甚至发展到仿制古代青铜器。这是眼见安史之乱后二百余年衰世的北宋士人,从唐代穷奢极欲的反面中,参悟出的人生哲理与准则。摩挲金石的那一刻,也许“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就能在吕大临耳畔回响。

  而在改天换地的近一千年后,当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28年在殷墟掘下中国官方考古的第一铲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已经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航标。鸦片战争后重建一个现代中国的宏愿,终于延伸至考古学这一领域。

  但无论金石学还是考古学,学问都是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思考与选择。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家,也怀揣着一个“挖出中国历史辉煌时代”的梦,一如千年前吕大临的所愿,“以补经传之阙亡 正诸儒之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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