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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此次疫情将重新定义这个时代

[导读]:23日,比尔盖茨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享了他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系统思考。他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1号现代大流行病,即现代社会第一场真正意义的大流行病,认为此次...

  23日,比尔·盖茨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享了他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系统思考。他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1号现代大流行病”,即现代社会第一场真正意义的大流行病,认为此次疫情将重新定义这个时代。

  盖茨称,这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但不同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全人类可以通力合作,了解这种疾病并开发工具与之斗争。他认为全球创新是减轻伤害的关键。这包括在检测、治疗、疫苗和政策上的创新,以遏制病毒的传播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经济和福祉的损害。

  他在文章中全面介绍了目前全球在治疗方法、疫苗、检测、接触者追踪和复工复产政策等五个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最新进展。

  治疗方面,盖茨乐观地认为某些方法可以成功减轻新冠病毒负担。他说,公众将需要一种有效率达95%的治疗方法,以使人们在公众聚会,例如足球比赛或音乐会时感到安全。目前,从新冠肺炎康复者身上采集血液,发现人体免疫系统所产生的抗体,以及研究“抗病毒药物”都是有可能的治疗方法。

  盖茨表示,目前没有特效药,使人们恢复某种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疫苗。新疫苗推向市场通常需要五年的时间。对于常被问及大规模疫苗接种何时可以开始,盖茨表示可能需要18个月,也可能短至9个月或长至近2年,“关键在于3期试验的时长,这将充分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检测方面,盖茨表示,美国需要优先考虑并加快新冠病毒的检测速度,此外,必须确保优先对适当人群进行检测,例如,医务工作者应该可以立即得到检测结果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对于现在很多人谈论的血清检测,盖茨认为,除非已经了解什么水平的抗体才是具有保护性的,并且研发出一个几乎没有假阳性的检测方法,否则基于现有的血清检测就告诉人们不要担心感染是错误的。

  接触者追踪方面,盖茨表示,与确诊病例病患保持密切接触的人应优先进行检测和自我隔离。他认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遵循德国的接触者追踪范例,即如果有人检测结果确认为阳性,医生必须依法通知当地卫生部门。医生必须提供患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以便卫生部门能够联系到此人,并确保他们进行自我隔离。

  对于重新开放,盖茨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未来两个月内进入疫情的第二阶段,即“半正常”状态。对于复工复学,政府将不得不根据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他认为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允许那些对经济或人民福利有较大好处且感染风险较小的活动。他举例称,对于复工复产,中国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截至目前没有出现明显的疫情反弹。

  盖茨认为,新冠肺炎作为第一个现代大流行病将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这个‘1号现代大流行病’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人们在当下正在经历的痛苦,和那些在今后几年里仍将持续感受到的痛苦,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这种疾病对贫困社区和少数族裔的伤害尤其大。同样,经济停摆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工薪阶层造成的影响也是最严重的”。盖茨呼吁决策者需要确保随着国家的重新开放,经济复苏不会加剧不平等现象的恶化。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使全人类都深受其害,对人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福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但不同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全人类可以通力合作,了解这种疾病并开发工具与之斗争。我认为全球创新是减轻伤害的关键。这包括在检测、治疗、疫苗和政策上的创新,以遏制病毒的传播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经济和福祉的损害。

  这份备忘录分享了我对当前情况的看法,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加速这些创新。情况每天都在变化,有很多信息,其中许多都相互矛盾,而且你很难在诸多不同建议和想法中得出结论。听起来我们似乎具备了重新开放经济所需要的所有科学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篇文章里的部分内容技术性很强,但我希望它能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白我们仍然急需的创新,并就应对这种大流行病做出明智的决定。

  在大流行的第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它在许多国家呈指数级传播,从中国开始,然后遍及亚洲、欧洲和美国。每个月的感染人数都在不断翻倍。如果人们的行为没有改变,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被感染。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许多国家的感染率已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指数增长并不是直观的。如果说有2%的人口受到感染,并且感染人数每8天就会增加一倍,那么大多数人不会立即明白——在40天内大多数人口都会被感染。行为改变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因此,它不是每8天翻一倍,而是每8天都会显著减少。

  我们使用基本传染数R0来计算有多少新的感染是由先前的感染引起的。R0很难测量,但我们知道,当病例数下降时它小于1.0,当病例数上升时它大于1.0。R0的微小差异也会导致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每次感染从引发2个病例减少到引发0.7例,那么40天后,感染的病例数将是原来的1/6,而不是32倍,也就是说减少了192倍的病例数。换一种方式思考:假设一个社区最开始有100个感染病例,40天后,在R0较低的情况下会有17个感染病例,而R0较高的情况下会有3200个感染病例。专家们正在辩论,在解禁前到底需要在多长时间内保持R0在很低水平才能拉低病例数。

  相比较而言,指数下降就更不直观了。许多人都会惊讶的发现,很多地方的医院4月份还超负荷运转,而到了7月份就出现大量空床。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从感染的指数性质来看,这是必然的。

  随着夏天的到来,做到行为改变的一些地区将经历指数级下降。但是,当人们的行为恢复正常时,一些地方会出现疫情反弹,而一些则将回到之前的指数级增长。未来的局面将比现在更加复杂并且差异化更大。

  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这种行为的改变是否有必要?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可能一些地区永远不会出现大量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但我们无法预知会是哪些地区。行为的改变可以让我们避免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医院的超负荷运转,后者会导致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增加。

  为降低感染率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史无前例的。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我们以往的认知。许多行业都关停了。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政府出台相关隔离政策的结果。当人们听说传染病正在广泛传播时,他们自己就会改变行为。像2019年那样强劲的经济增长在2020年是不可能看到的。

  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上班、不去餐馆、不去旅游,以避免自身感染或传染家中的老年人。政府的要求确保了有足够多的人改变了行为,以确保基本传染数小于1.0,这样将来才有机会恢复一些活动。

  富裕国家的感染率正在下降并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解禁。即使政府放宽了对民众行为的限制,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立即恢复生产生活。这需要很多良好的沟通,才能让人们理解其中的风险,并安心重返工作或学校。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人会立即恢复正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慢慢来。一些雇主可能会等几个月的时间才要求员工回来工作。有些人会希望限制措施更快解除,并可能选择违反规定,这将使所有人面临风险。领导者应鼓励大家遵守规则。

  此次大流行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中国是最早发现感染的地方。他们能够实施严格的隔离和广泛的测试来阻止大面积传播。第二波遭受影响的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涌向那里。那些反应迅速、进行大量测试并采取隔离措施的国家避免了大规模感染。尽早采取行动的好处还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必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令经济停摆。

  检测能力的高低导致了许多差异化的存在。我们无法打败看不见的敌人,检测对控制疾病并重新启动经济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已报告的全球感染病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盖茨基金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提高这些国家的检测水平,以便他们了解自己的状况。幸运的话,我们尚不了解的一些因素,例如天气或许会影响病毒的传播,可能防止这些国家出现大规模感染。

  但是,我们的假设应该是,这种疾病的表现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的年轻人口比例特别高——这往往意味着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会更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优势会被抵消,因为营养不良或艾滋病病毒已经削弱了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免疫系统。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越不发达,就越难做到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如果你生活在城市贫民区,每天做着非正式工作养家糊口,你会发现很难避免与他人接触。此外,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能力远远不足,所以即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氧气治疗也很困难。

  我们对疾病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开发工具和制定政策。有很多关键的事情我们仍然不明白,许多研究正在解答这些问题,其中就包括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在这些问题上的全球合作令人钦佩,到今年夏天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多突破。

  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病毒(包括冠状病毒在内)都是季节性的。这意味着夏季感染病例会减少,而这可能会在秋季到来时使我们放松警惕。但这种季节性有个程度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新冠病毒正在澳大利亚和南半球的其他地方传播,而那里的季节与我们的相反,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病毒不像流感那么具有季节性。

  那些康复后还带有残留病毒的人,他们的传染性有多强?计算机模型显示,如果有很多人无症状却具备传染性,一旦解禁就很可能让疫情卷土重来。关于有多少感染来自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有很多分歧,但我们知道很多人感染病毒后没有症状,而其中一些人最终传播了病毒。

  了解这种动态将有助于我们评估开学的风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即使年轻人不经常发病,他们仍可能将疾病传播给其他人。

  一些国家把对大众的体温检测作为初步筛查的工具。如果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潜在病例,我们可以在机场和大型集会上广泛使用它。我们需要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检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检测每个人。

  人们会问我避免点外卖、碰触门把手或使用公共厕所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我也希望我有答案。人们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聚集进行判断,例如上课或参加教堂聚会,是否需要保持距离。在卫生条件不好的地方,病毒也会通过被感染者的粪便传播。

  我们知道,老年人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要大得多。而针对性别、种族和并发症的影响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

  通常情况下,盖茨基金会将其一半以上的资源用于减少传染病造成的死亡。这些疾病正是导致贫穷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20倍的原因。我们投资研发针对这些疾病的新疗法和疫苗,并努力确保将它们提供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些疾病包括艾滋病、疟疾、结核病、脊髓灰质炎和肺炎。每当像埃博拉、非典型肺炎或寨卡这样的大流行病出现时,我们都会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帮助建立风险模型并调动资源开发新的工具来遏制疫情。正是基于这些经验,我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公开表示,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准备。尽管做得还不够,但有一些准备工作还是启动了,包括建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CEPI),我将在下面有关疫苗的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疫情暴发后,我们正在运用所有的专业知识,在每个领域中寻找最好的想法,并确保它们得到全速推进。很多工作都在进行中,有超过100个团队正在研发新的治疗方法,而另外100个团队正在攻关疫苗。我们资助了其中一部分,但对所有项目的进展都密切关注。每个项目的关键不仅在于其成功的可能性,还要看它能否实现规模化来帮助整个世界。

  眼下极为紧迫的是为研发新工具筹集资金。我认为在这方面投资数十亿美元可以帮助我们最终节省数万亿美元。距离最终用上疫苗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经济就会晚一个月恢复正常。但是,尚不清楚各国将如何合作来协调资金。有些国家可以直接寻求私营部门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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